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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早班车】欠债14亿!别以为购买了高价机票就能逃避执行

2019-11-14 17:17 人浏览 作者:AG

  哥哥谎称“老赖”弟弟到北京出差,执行干警调监控拆穿其谎言;法院询问室里,哥哥称手机在办公室不能给弟弟打电话,执行干警再次返回该公司,却在地下停车场碰见正要外出的“老赖”……

  10月22日下午,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二局接到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执行干警请求协助执行工作。10月23日上午9时30分许,李朝平一行到滇池时代大厦某层一家公司查找员工吴某某(被执行人)。

  上午10时许,执行干警到达该公司所在楼层。刚开始,该公司前台工作人员并不配合执行工作的开展,不肯打开办公室门让执行干警进入,在执行干警释法明理下,工作人员才开门。经找寻,执行干警并未在该公司办公室找到吴某某。该公司一员工表示,吴某某跟随公司其他人员到北京出差去了,不在公司。

  申请人表示,为找被执行人已经多次到公司找寻被执行人,非常肯定被执行人就在公司上班。对此,执行干警找到大厦物业,调取当天该公司人员出入情况。

  果然,监控画面显示,在执行干警到来的前一秒,刚才谎称吴某某出差的男子还与吴某某在一起。而“老赖”吴某某正是看见申请人和执行干警的到来才迅速逃跑躲藏。执行干警再次返回该公司找寻吴某某未果,将“说谎”男子带回法院。

  经了解,协助吴某某躲避执行的男子系吴某某的亲哥哥吴某甲。询问室里,执行干警让吴某甲给弟弟打电话通知其到法院来配合执行工作,一开始,该吴某甲并不配合。在执行干警的再三警告和释法明理下,吴某甲称手机没带,需要执行干警到公司帮他拿手机才能打电话。

  执行干警蒋洋吉等人再次返回该公司找寻吴某甲的手机。但刚到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有人拿着吴某甲的手机去法院了。正当执行干警要返回法院时,在停车场遇到了外出的被执行人吴某某。执行干警蒋洋吉立即将情况汇报回法院,请求支援,并跟随吴某某到了某工地。吴某某刚下车时发现了跟随的执行干警欲逃逸,蒋洋吉等人迅速控制了吴某某,并将其带回法院。

  10月25日上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接到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公安的消息,有一名被限制高消费的失信被执行人持机票欲登机前往成都,请求昆明中院执行干警前往处理。昆明中院执行干警接到“线报”后立即赶往长水机场,查明这名失信被执行人的身份后,将其带回昆明中院执行局,进行进一步调查处理。

  据了解,该名失信被执行人罗某涉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与昆明兆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4案,执行标的共计1.4亿余元。此前,昆明中院已向罗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但其至今未履行还款义务,也未申报财产。

  昆明中院执行局执行局介绍,根据申请执行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的申请,2019年6月27日,罗某被列入限制高消费名单,不得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

  那罗某又是怎样买到机票的呢?经询问,罗某交代了机票购买的渠道。“有人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可以给失信人员买机票的信息,我就联系买了。”罗某说,买机票时自己给对方提供了身份证和护照信息,还比正常购买渠道多出了400余元。

  失信被执行人罗某将面临强制拘留等处罚,昆明中院还将联合公安机关对机票非法购买渠道进行查处,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这天,原告满脸怨气走进罗平县人民法院九龙中心法庭,声称要起诉哥哥,要求哥哥将建在自己宅基地上的一个高架拆除,并向法庭出具了一份集体土地使用权证。

  法官仔细一看,使用权证上权利人的名字确实是原告。可令人费解的是,原告口中的“高架”到底是什么?受理案件后,法官当即决定去现场勘察。

  到达现场后,法官发现所谓“高架”竟然就是一栋有些年代的老房子。询问两兄弟后,法官得知,这栋房屋原先是他们父母建盖的,一共三间。父母离世前,将老房子里三间的宅基地分给了原告使用,但将侧边另一间的房屋所有权又分给了哥哥。

  了解情况后法官认为,如果直接判决,兄弟俩的矛盾依然存在,达不到案结人和事了。征求双方的意见后,法官决定对本案先行调解。

  调解当天,兄弟俩一碰面,火药味十足。法官道,“你们父母在遗产处理问题上虽然考虑不周全,但出发点都是为了你们兄弟好,只是没想到留下了一个令人苦恼的‘尾巴’,致使你们兄弟产生了矛盾,这是你们父母也不想看到的。你们是要把矛盾在自己手中化解了,然后两家人和睦相处,还是想把这个‘尾巴’再留给下一代,再为这件事争执不休?”

  说到这里,兄弟俩顿时醒悟过来,一时间两人都沉默了。随后,兄弟俩说话的语气也渐渐缓和下来。

  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兄弟俩达成协议,由原告补偿哥哥一万元,将这间房买过来,以后房子与地都归弟弟管理使用。

  2011年7月,史某某向李某某租了一套280平米的房子,约定租赁期限为5年,每年租金18万,租房押金为一万元,双方约定,租房结束后李某某返还押金,李某某还向史某某出具了一张收据。

  史某某说,一年以后,自己付清了所有的房租和水电费,想要退租,但被告则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退一万元的押金。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却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原来,双方在租房时约定,若任何一方有违约情况发生,则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年租金的20%,损失超过违约金时,须另行追加赔偿。也就是说,如果有一方违约,就必须向另一方支付3.6万元的赔偿金,如果造成的损失超过3.6万元,那就超过多少追加多少。

  租客史某某在租用的房子里开了一家歌舞厅,一年以后,因为噪音、客户酒后闹事等原因,给附近居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造成了很大影响,李某某原本要收回房租的租用权,但由于史某某在后期改正了,于是同意继续租房。

  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在自2012年6月23日起以后的经营活动中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周边居民产生任何影响,一旦发生,一切损失和后果由乙方承担。

  但那之后,前述问题依然存在,2012年9月29日,房东李某某提出终止合同,双方确认从2012年10月1日开始终止合同,李某某将剩余租金退还史某某,并有收条为证。

  庭审中,李某某表示,由于史某某违约在先,按合同约定应当支付20%的违约金,所以押金不应退还。

  五华法院认为,虽然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为五年,但经原、被告协商一致,双方于2012年10月1日已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原告已结清相关水、电费用,被告已退还原告剩余租金,因此确认原、被告已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关系。

  关于原告交付被告的押金1万元,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原告经营的歌舞厅确实曾因噪音、客户酒后闹事等造成了影响,且《补充协议》还载明,在以后的经营活动中不得以任何方式产生任何影响,一旦发生,一切损失和后果由乙方承担。因此确认系因原告违约导致双方解除房屋租赁合同。被告将押金1万元作为违约金予以抵扣,未超过违约金约定的金额,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押金1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近年来,各类网络直播平台兴起,未成年人观看网络直播也越来越普遍,然而,我们不时能看到未成年人“一时兴起”高额打赏主播,家长“欲哭无泪”的相关报道。

  由于部分未成年人缺乏自控能力,对网络消费缺乏概念,缺乏正确的价值引导,他们不惜用父母的帐号为主播打赏,当父母发现时,钱款已经到了主播的账号中。孩子“一时恼热”,家长“欲哭无泪”。

  10月18日下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携手昆明市西山区书林第一小学联合举办了一场 “模拟庭审进校园” 活动,以未成年人高额打赏网络主播,花光家里治病积蓄,随后起诉直播平台和主播要求返还打赏款项的一起合同纠纷案件作为案例。

  “庭审”过程中,法官调查条理清晰、紧凑细致,原被告以及代理人辩论激烈紧张。这场“庭审”中,因原告无法充分举证证实当时进行打赏的是未成年人,“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请。最终,“小法官”一槌定音,当庭作出判决。

  那么,如果原告能够提交足够证据证明打赏的的确是未成年人,款项能不能全部退还?如果是未成年人用自己的账号打赏,钱是否能够全部退回?

  1、打赏行为与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日常认知等不匹配。特别是打赏金额较大,超过未成年人的经济能力,则是明显不匹配的,此时父母是可以主张追回钱款的。

  2、未成年人打赏主播行为,属于物权法上的处分行为,依据我国法律的规定,除了因遗产继承或就受赠与等情况外,未成年人是不能处分自己的财产的。并且,未成年人大多是使用其父母的手机进行观看、打赏,未经父母同意,所以其打赏主播转移财产的行为是无效的,其父母可以依法追回钱款。

  不过,虽然网络直播平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父母作为其监护人,未能妥善保管自己的手机和银行卡的密码,致使孩子能够独立完成支付行为,父母就属于监护不力,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这种情况下,网络直播平台无需返还全部消费钱款,而是应根据双方过错程度进行返还。

  另外,在实践中,未成年人往往是用父母的手机注册帐号并进行打赏,根据民事诉讼举证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诉讼中往往需要证明实际操作人是未成年人而非其父母,遭遇举证困难,因此建议委托律师进行搜集证据、辩护。

  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包括户口本,合法有效的监护证明等,银行卡与平台账户之间的绑定信息,平台账户的充值记录,银行账户转账明细,平台内账户转账明细等。

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