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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突破禁区屡创“第一”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天津金融人

2019-08-06 09:45 人浏览 作者:AG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和血液。在天津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金融行业持续不断地为各类经济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金融业自身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天津市仅有2家银行经营机构,存款余额仅有33.24亿元,贷款余额仅80亿元;经过40年的发展,2017年末,天津已拥有各类金融机构6830家,存贷款余额近3万亿元,从业人员达6.5万人。2017年,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0.5%。

  在这一历程中,金融行业从业人员涌现出一批开拓者,他们通过创新,突破禁区,在全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服务天津经济社会发展。今晚报记者近期和天津档案馆、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一起,走访、聆听并记录了部分先行者的故事。

  中国银行退休职工宋桂生,1969年从部队退伍来到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10年之后的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了,中行天津分行在金融系统率先成立了信托部,宋桂生加入了这一新组建的部门。当时,社会资金短缺,中行天津分行开始考虑利用各方资金及各种金融工具服务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信托部抽调专门人员研究国外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宋桂生由于此前一直从事国际结算业务,并连续10年参加“广交会”金融业务洽谈,他掌握国际金融理论、贸易结算业务以及英语基础较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和同事们找来大量外文资料,一点点研究国际金融市场的各类融资手段。果不其然,1980年,中行天津分行就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当年,不少外国人来津旅游,但天津国际旅行社接待外宾的汽车没有空调,外宾对此很有意见。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没有企业能生产带空调的汽车,只得寻求进口,然而天津的旅游部门不知道从哪里进口汽车,资金也不宽裕,于是将相关需求报到市里,市里又找到了中行天津分行。

  宋桂生和同事了解了天津国旅的困难及需求后,决定采用当时国内还没有的“融资租赁”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宋桂生等人仔细研究了国外金融机构的融资租赁合约和条款,草拟了中行自己的合约,一步一步报相关部门审批。

  同时,中行天津分行借助代理行的关系,找到东京一家融资租赁机构提供帮助,宋桂生又去日本考察,最终选定进口日野公司的Hino200型中型客车,满足天津接待外宾的需要。这款车除有空调外,还有几个特点适合天津国旅的需求,首先是动力强,载客量大,能降低单人运输成本;其次是底盘高,很多外国人来津,首选去蓟州旅游,要走很多山路,底盘高不易托底,转弯也很便利。最重要的一点,这款客车的价格适中,没有超出国旅的预算。

  经过与日本公司和厂商多轮技术、商务洽谈,在1981年3月签订了天津市第一笔由中国银行天津国际信托咨询公司牵头主办的国际租赁合同,价值折合约30万美元。首批10辆进口中型旅行车4月份运抵天津港,顺利通关,满足了天津国旅迎接各国宾客的急需。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即把这批客车投入了使用,结束了旅客在津旅游冬冷夏热叫苦不迭的历史,天津旅游行业的形象得到提升。外省市旅游局和旅行社了解到天津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引进先进客车后,感到这一方式不仅节省首期费用,而且预期收益可观,也向天津市政府部门和中行天津分行提出请求,宋桂生和同事们又帮助新疆旅游部门融资租赁了6辆日野旅行客车。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各项设备落后,天津的道路、桥梁、高楼、港口等大型工程建设常常被迫停工,急需引进国外先进的装备。以天津港为例,由于当时的港口吊车载重量低、传输能力差,导致大量货船滞留在港口外等待卸货,严重影响了港口的正常运转。为此,经政府相关部门牵线,天津港向中行天津分行提出请求,希望通过租赁方式引入国外先进吊车,以提升天津港的装卸货效率。宋桂生和同事们立即联系日本的合作机构,帮天津港快速引进了港口吊车。

  在南京路国际大厦建设期间,施工单位发现国产塔吊在高空中不稳定,国产的高压水泥泵最高只能送到20米,无奈只得停工。天津市建筑工程局为此向中行天津分行提出请求,希望帮助引进国外先进的塔吊和水泥泵。宋桂生和同事们快速联系外国合作伙伴,引进了更为稳定的塔吊,使国际大厦的建设顺利推进。此后,又为天津市建工局引进日本多套高压水泥泵,能向本市100米左右的高层建筑输送水泥。

  军人出身的宋桂生,爱钻研,身上有一种军人特有的使命感和执行力,得到每一项任务后冲锋在前,遇到困难决不退缩。此后,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宋桂生和同事们又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帮助天津市总医院引进了第一台CT设备,帮助天津色织四厂引进英国的起绒机。

  史克新于1994年进入中国银行静海支行工作,当年大邱庄的钢铁企业正值发展期,涌现出一批最早的乡镇民营企业家。从大邱庄津美公司出来单干的杜某,创办了多家钢铁企业,进口原料遇到资金紧张的难题。为此他多次找银行寻求融资,但大部分请求都被拒绝。当年,敢于向民营经济贷款的银行并不多,杜某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找到了史克新。史克新没有拒绝他,而是详细研究钢铁行业的周期、规律及前景,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贷款给了杜某。

  因为史克新的信任,杜某的钢铁企业得到了中国银行的信贷支持,经营规模越来越大。十余年间双方合作持续不断,共同发展。2006年,杜某在得知中国银行静海支行的资金需求后,义无反顾地将名下三家钢铁企业所有的现金存入该行,以支持静海支行。

  过了两年,当杜某的钢铁企业急需一笔原材料贷款时,中国银行拿出了最高的信用额度1000万元来回报他当初的帮助。“你知道吗,给一个民营企业1000万元信用额度有多难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民营企业在市场上并没有获得和国有企业一样的地位。我们做这项业务已尽了最大的能力,在当年的标准下做了很多创新和突破。”史克新告诉记者。

  即便这样,因经营需要,杜某还是有200万元资金缺口。没有这200万元,这一关难以过去。此时,史可新在所有办法都无法奏效的情况下,默默拿出了自己的房产证,中行静海支行的负责人也拿出了自己的房产证,共同为这家民营企业担保。

  银行的员工拿出自家的房产证为一家民营企业担保,以争取更高的信用额度,这在银行业中非常罕见。“时至今日,我依然回忆起,我拿出房产证时妻子有些惶恐,但我一再保证,这家民营企业不会有事。这就是我们银行和民营企业之间的故事。我们相互帮助,合作共赢。”提及此处,史克新动容停顿良久。

  现年59岁的刘宝彩,1980年进入中行天津分行信托部。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天津一批企业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开始与外商做生意。当时,本土企业不熟悉国际规则,不懂国外法律,缺乏金融专业人才的劣势逐渐显露出来。而刘宝彩从事的资信调查业务,帮了不少企业的忙。

  上世纪80年代初,成林庄一家轻工业品生产企业将和美国的商家签订出口合同,国外代理资信查询机构向中行天津分行发出跨洋请求,希望能帮助调查这家企业的资信状况。当刘宝彩来到这家企业时,企业负责人思想保守,认为自己没有和中行天津分行发生过业务往来,不需要答复任何问题,将刘宝彩一行人拒之门外。

  三天后,这家企业负责人主动给刘宝彩打来电话赔礼道歉,并邀请他前去企业做资信调查。原来,美国客商已通知中方企业,如果没有中行出具的资信报告,无法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不会最终签订合同。在得知资信报告如此重要后,这家企业负责人的态度大为转变,赶紧联系刘宝彩。资信报告出具后,这笔出口业务很快完成。

  天津外国语大学毕业的刘勇智,1988年进入中行天津分行,主攻保函业务。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过程中,首批前来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急需国内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的支持。中行天津分行为一汽丰田公司建立现金结算平台,达成了长期合作关系。近期,一汽丰田要求各地零配件供货商出具本地银行的履约保函,但没有能力鉴别其真伪,于是请求刘勇智提供专业支持。刘勇智当场指出,可以通过人民银行的大小额清算系统发电文加以鉴别。如此轻巧一招,圆满解决了企业的难题。

  2011年,华为海洋公司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以及三家台湾基隆的电信运营商达成铺设海底光缆业务的合同,6家机构要求华为海洋公司提供履约保函。华为公司向中行天津分行提出了请求,刘勇智发现,这笔业务非常难,此前出具的履约保函都只有一个受益人,而这次履约保函却有都能直接对保函出具银行行使各自不同金额索偿权益的6个受益人,而且受益人来自不同地区,要分别适用国内法律和国际惯例来解释和裁决。刘勇智创新性地设立了多受益人保函,报经总行批准,帮助华为海洋公司圆满解决了问题。

  此后,华为海洋公司在世界各地铺设海底光缆,从欧洲葡萄牙铺到非洲,又连上了南美的巴西。“华为海洋的光缆项目不论涉及全球何处海域,中国银行天津滨海分行的保函产品都是他们的首选,我为此感到很自豪。”刘勇智说。

  最近,在应邀介绍上海自贸实验区外汇政策创新的交流会上,刘勇智特别提出:“我希望作为金融人都能扪心自问,我们今天做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创新产品,是否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否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再过20年、30年,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否有利于国家实体经济发展、是否有利于产业报国、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

AG